张维迎说：“这25年是最好的学习过程，无论是你对人性的了解、对社会的理解还是对命运的掌控，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引子

如果重新回到2003年，张维迎是否会一如当初，在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助理后不久，分工协助人事工作的第三天就提交一份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如果他料到自己会被卷入巨大争议，甚至被视为北大的“叛徒”，预见到次年因此无缘校领导班子，他是否还会这样做？

张维迎说，不能这样假设。“如果都知道了当时会遇到什么情况，还说会这样做，那就是骗人。”

2025年11月下旬，66岁的张维迎坐在我们面前，身形与发型和22年前几乎无差，花白的头发藏着岁月的痕迹，一口陕北味儿的普通话始终未改。当被问及北大教改是否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时，他语气坚决地纠正：“你可以说我失败了，改革没失败。”

原国家体改委一位老领导的话，是他对这段经历的注解：“在中国，干事不当官，当官不干事。”从做事的角度，他推动的改革落地生根；从做官的角度，他未能跻身核心圈层。“人的追求不一样，道理谁都明白，但不同的人做事方式仍会不同。”

教改风波：以企业逻辑改造大学的“叛徒”

2003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三年，一季度9.9%的经济增速振奋人心，尽管“非典”疫情带来短期冲击，仍未改变经济上行轨迹。这一年，44岁的张维迎已在北大任教九年，这位少年成名的经济学家，早已凭借犀利观点站稳脚跟。

1983年，尚在求学的张维迎发表《为钱正名》，打破思想禁忌；1984年，他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为渐进式改革提供重要参考。毕业后短暂任职政府智囊机构，后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回国后，他与林毅夫、易纲等人共同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立志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体制。1999年，他意外被任命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第一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自此开启大刀阔斧的改革。

2003年1月，已是校长助理的张维迎，基于光华三年的改革经验，提交了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核心思想直指两条：破除近亲繁殖，实行不升即走。彼时国家正倡导高校人事改革，北大作为顶尖学府，被寄予带头示范的期待，方案初期也获得不少认同。不料开学后遭遇“非典”，方案改为邮件征求意见，却被人挂至网上，瞬间“炸锅”。

张维迎早有心理准备，但未料反对声浪如此汹涌。批评者指责他用企业逻辑改造大学，是北大的“叛徒”，对他的批评一度盖过其观点本身。“反对的声音很大，但我不认为在人数上占优势。”他后来回忆，拥护者多私下表态，反对者则公开发声，信号不对称之下，“和稀泥”的人占了多数。

方案经两次修订，于2004年正式实施。在不少评论者眼中，这份妥协后的方案意味着改革失败，但张维迎始终不认同：“基本的原则、理念和方法都已落实，只是更低调、多了些灵活性。现在北大招人标准完全达标，也没有‘评职称季节’了。”

代价随之而来。2004年校党委换届，张维迎得票倒数第一；2010年12月，他卸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去职后他重返莫干山，写下“当年山上唤改革，此回上山改革难”，道尽心中感慨。2004年3月，他出版《大学的逻辑》，直言“若今日不改革，二三十年后北大仍难成世界一流大学”，以文字捍卫自己的理念。

郎顾之争：坚守改革底线的孤勇者

2004年8月，“郎顾之争”席卷学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蚕食国有资产，进而质疑MBO（管理层收购）模式，引发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全民大辩论，数十位知名经济学家参与论战，张维迎是最早加入的学者之一。

彼时国务院国资委刚成立不久，这场辩论迅速引发决策层关注。2004年末，国资委明确大型国企不许搞MBO，中小企业探索需待规范文件出台，地方国企产权改革实践一度迟滞。张维迎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国企改革是长期摸索的结果，并非人为设计，他提出“往后看”的原则，主张善待为改革作出贡献的人，重视改革的“时间价值”。

“我和顾雏军没有任何交往，但这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学者不能沉默。”张维迎说。几十年间，他听过最多的劝告便是“说话注意点、小心点”，但他始终不愿妥协。“争论至少能制造后退的摩擦力，一个组织只有一种声音，最终一定会出问题。”

这场论争让他深刻体会到社会情绪的力量。他买来几十本勒庞的《乌合之众》送给朋友，愈发意识到理性在狂热情绪面前的脆弱。2011年他提出“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多年后回望时解释：人类深层的零和博弈思维难以根除，民间经济学本质上带有民粹色彩，“煽呼此类情绪易获声望，但学者不能向上或向下争宠”。

2004年成为他人生的分叉点。“此前虽有争议，但民间多支持我的观点，2004年后，各种污名化声音接踵而至。”张维迎坦言，面对舆论风暴，既需信仰支撑，更需发声的胆量，“要把自己说出去，才能不让谬误横行”。

产业政策之辩：两种经济学范式的对决

2016年11月9日，北大国发院致福轩，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产业政策大辩论上演，对阵双方是张维迎与林毅夫——两位CCER创始人，却秉持截然不同的经济学理念。辩论当天，北京被雾霾笼罩，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的消息刷屏，为这场3小时的论战更添时代底色。

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为支撑，温厚地阐释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实现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仍能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他认为自己常被误解，主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

张维迎则保持批判者的犀利，PPT上“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增长甄别法’的谬误”等标题，引得会场笑声不断。他直言两人的分歧是范式之争：林毅夫信奉新古典经济范式，而他坚守米塞斯—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范式。

“辩论是为了社会，不是为了说服彼此。”张维迎回忆，事前两人仅在不同场合分别谈及产业政策，经同事提议促成公开对决，最终谁也未能说服谁。这场论战被认为是新世纪以来最后一场有众多学者参与的公共政策大辩论。

此后多年，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领域的领先被归功于产业政策，美国也以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但张维迎始终质疑：“美国也搞就证明正确吗？”在他看来，这些成就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个人创造力的多元性可避免灾难性错误，自上而下的指定只会导致‘齐步走’，唯有基层发力才能激发活力”。

他引用观点比喻理论的局限：“黄昏行走时，断头桥比无桥更危险。我们所有理论都是断头桥，切勿迷信其完整性。”而主持人黄益平的总结一语中的：“未来，政府与市场、凯恩斯与哈耶克、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争论，仍会在中国响起。”

辛庄灯火：以观念为炬的坚守者

2025年12月20日，北京，辛庄企业家精神大课堂第十五期现场，张维迎以点评嘉宾身份出席，与哲学家陈嘉映、周濂探讨《后真相时代如何看待真》。身着深色西装、未打领带的他坦言，这是课堂首次邀请哲学家，而他始终相信，人类正逐步靠近真相而非远离。

辛庄课堂是张维迎与企业家黄怒波2021年共同发起的项目，教学基地设在他的老家陕西吴堡辛庄村，四年间已有五期150名学员结业，第六期招生接近尾声。作为学术总导师，他亲自授课，课程围绕企业家精神与人文情怀，涵盖科技、哲学、历史等多元领域，唯独不教技术性内容。

“我没能力培养企业家，只是想点亮一束小火苗。”张维迎说，在偏远山沟里坚守，既有家乡情结，更想传播核心观念，“漫漫长夜中，一束微光就能让人看到希望”。这份对企业家精神的执着，贯穿了他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

1984年，他发表《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彼时“企业家”仍是禁忌词汇；1989年，与盛斌合著《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牛津大学博士论文聚焦“资本雇佣劳动”；2022年出版《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他坦言“研究近四十年，近年才真正读懂企业家精神”。

自白：事在人为，观念不灭

冬日的阳光洒满冬奥村茶楼，张维迎谈及半生心路，笑容温厚，眼里有光。当被问及是否仍相信逻辑的力量，他坦然回应：“不同逻辑在碰撞，人类比任何理论都复杂，正因复杂才更有意义。我讲的道理有逻辑性，总能说服一部分人，至少能让胡说八道者不那么嚣张。”

他坦言，前20年推动改革求变，后20年坚守观念传播。“好制度的产生与维持本就艰难，市场经济的价值常被忽视，骂市场的人往往是最大受益者。但人性的复杂、制度的脆弱，正是我们需要奋斗的原因。”

被问是否想回到过去改变选择，他摇头否定：“所有决策都面向未来，充满未知，这正是企业家决策的本质——少数人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可能，并将其实现。”谈及对未来的态度，他拒绝简单的乐观或悲观：“世界不仅是不确定的，更是未定的。不确定是知识不足，未定则意味着人可大有作为。”

生于1959年的张维迎，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与“文革”，却也赶上改革开放的浪潮，“我们曾被认为是最惨的一代，最终成了最幸运的一代”。他坚信历史永远在十字路口，每个时间点的转变都不晚。

“五十而知天命，我的天命就是传播正确的观念。”张维迎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应谦卑，深知自身所知有限。这25年的论争与坚守，不过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以逻辑为刃、以观念为炬，在时代浪潮中践行初心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