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娃哈哈宗氏家族在香港的诉讼案件迎来判决，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书披露了离岸家族信托纠纷的诸多细节。该案件涉及宗庆后遗产分配问题，原告是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被告是宗馥莉和建浩创投有限公司，而案件主案管辖权为杭州法院，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管辖权确定的法律依据

协议管辖条款

原告提供的《协议》第10条明确规定，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若协商不能解决，任何一方应向浙江省杭州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人士表示，此类协议中关于管辖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这一管辖条款将实体争议锁定在杭州法院，从而确定了杭州法院的管辖权。

香港法院立场

香港法官在判决书中表明，尽管原告案情称《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但由于《协议》中的司法管辖权条款，原告必须在杭州市法院提起诉讼。若没有该条款，香港法院可基于信托资产存放于香港汇丰银行（属地管辖）、信托设立行为预期在香港完成（行为实施地）作为管辖法院受理，而杭州法院基于主要遗产所在地（杭州）或被告住所地（宗馥莉常住杭州）也可能主张管辖权，这可能导致两地产生管辖冲突。因此，原告于2024年12月27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2025年2月28日应要求提交修订后的民事起诉状，截至2025年6月16日申请仍在处理中，2025年7月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告知原告杭州诉讼已“立案”。

案件特殊情况

被告律师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提出异议，认为案号被涂黑且无法清晰证明与杭州诉讼相关，原告解释涂黑是应杭州中院要求减少公众关注，通知书内容显示该案与杭州诉讼相关，香港法官也认可这一说法。业内人士认为，该案一审立案法院为浙江高院可能有两大原因，一是案件标的额巨大，单申请冻结的建浩创投的汇丰银行账户就有17.99亿美金；二是被告宗馥莉为中国香港籍。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民事和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争议标的金额在人民币3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和商事案件，以及争议标的金额在人民币2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和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和商事案件，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民事和商事案件。

“烂尾信托”与遗嘱信托的认定

案件背景

宗庆后生前有设立信托的意愿，有意为三子女分别设立离岸家族信托，但未形成完备流程与合同文件。2024年2月2日，宗庆后签署委托书委托宗馥莉设立信托，同日宗馥莉成为建浩创投的唯一股东，2024年2月25日宗庆后去世，3月宗馥莉与宗继昌等三人签订《协议》确认信托设立核心事宜，然而相关文件安排“潦草”，原被告就信托推进产生显著分歧，争议焦点集中在信托资产范围、受托人权限及设立进度等方面，香港法院未就这些内容作出裁定，将主场留给内地法院。

遗嘱信托认定难点

依据我国信托法第八条，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民法典》推出后遗嘱信托成为新事物。宗庆后留下两份2024年2月2日签署的遗嘱，一份涉及特定离岸资产，一份涉及中国内地境内资产，均未将原告或杜女士列为受益人，而是将宗馥莉、施女士和宗庆后的母亲王树珍列为受益人，建浩创投及其资产未涵盖在前述遗嘱中。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魏峻军律师表示，宗庆后曾委托律师办理境外财产并设立信托事务，其过世后该委托是否继续有效存在争议，根据《民法典》第174条需法院进一步释明。建浩创投作为资产管理载体，宗庆后原先准备将该公司资产注入信托，现在信托未成立，宗馥莉代持股权，实质上是资产表见拥有者，宗庆后生前的安排及子女的协议能否被认定为遗嘱并执行有待杭州法院审理。此外，宗庆后对建浩创投中资金是否有处分权，包括资金来源合法性和账户资金不足部分安排是否合法也需要查明。宗庆后的表述侧重设立信托和收益分配，宗馥莉提出本金归属问题，这些都有待杭州案件进一步披露信息。若宗庆后直接表述为划分财产所有权，可能不会产生这样的争议，高端人群易被海外信托过度营销，表述的不确定性致使亲人对簿公堂。

原告成立信托面临的难题

上海国狮律师事务所江朵律师表示，原告若想成立信托，在宗馥莉有异议的情况下面临诸多难题。一是财产界定，即信托财产是否仅限利息，本金是否是遗产；二是DNA鉴定结果，原告需要证明与宗庆后的亲子关系；三是程序阻挠，合理利用一审二审诉讼周期，即便败诉，宗馥莉仍可通过质疑与信托机构的条款细节、不按照要求提供文件、拒绝签署文件、对跨境执行提出异议等方式进行磋商拖延，这些都依赖杭州法院的强效司法动作。

综上所述，宗氏家族“信托案”管辖权在杭州是由协议管辖条款、案件特殊情况以及香港法院的立场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而案件中“烂尾信托”能否被认定为遗嘱信托以及原告成立信托面临的难题，都有待杭州法院进一步审理和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