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老师打工记》记录的，是初代农民工、业余作家田维堂的半生漂泊。他当过农民、小贩、工人、中介、小老板……30岁那年，他认定自己远走他乡的勇敢是一个伟大的开始。一路风尘仆仆，60岁时，他却忽然发现，自己曾一心奔赴的“生存”，原来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年轻时，他写了小说给一位文学前辈看，得到的教诲是：“文学不是对生活的记录，而是要站在生活的高度俯视生活。”

那时的他年轻、无知，阅历尚浅，完全不懂这句“高大上”的话。直到很多年后，他成了一个小老板，年近花甲，似乎才真正懂了。但“俯视生活”，谈何容易？

一个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永远无法站在生活的高度。他只能站在最低的位置，仰视他人的生活。对一个连生存都艰难的人来说，哪里还有什么生活可言？奢谈俯视，或许正是他在文学道路上奋斗数十年却毫无建树的原因。

六十岁的生死焦虑与未竟的文学梦

2026年，田维堂62岁。他的人生迈过了花甲。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担心自己活不过60岁。因为家族的命运似乎早已写好：曾祖父60岁去世，祖父也是60岁离世，父亲刚满60岁的第二年春天便撒手人寰。他记得很清楚，父亲60岁生日那天，大雪纷飞，家里的牛丢了，他和哥哥不得不在鹅毛大雪中漫山遍野地寻找。家乡有种说法，满十的日子下雪不吉利。果然，父亲第二年春天就走了。尽管他认为父亲的病是因无钱医治被耽误的，但“命中注定”的念头，仍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他。大哥30岁在建筑工地意外身亡，更让他觉得死亡近在咫尺。

然而，他的文学梦还未实现。他只是一个农民，后来是农民工，再后来是个体户。但他不死心。27岁开始发表作品，31岁背井离乡，中间二十多年，为了生存而奔波，文学逐渐远去。打工、做生意，都只是为了活下去，而非生活。

人老了，便开始怀旧。他开始无比想念在广东打工的那些工友。绝大多数人早已断了联系。当年他们同甘共苦，怀揣梦想，希望能发点小财。如今，他们过得怎样？尤其是那些在大年三十前夕差点跟他一起露宿街头挨饿受冻的兄弟，他想得心里滴血。哪怕只有一个馒头，他们也总是分着吃。

与他保持联系的工友冯生，前些年开了工厂，风光一时。后来工厂倒闭，负债累累，卖车、用房抵押贷款。田维堂真心希望他们过得好，珍惜那段在底层挣扎中缔结的情谊。他盼着能有欢聚的一天，尽管他知道这愿望多半不现实。

从记录生存到书写生活

出于对逝去岁月的珍视，他决定将过去三十年的打工经历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我怕有一天这些经历我忘记了，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起初，他没有发表的念头，写得轻松自在，没有压力，没有艺术加工，没有结构，没有伏笔，只是记录事实。这些文字，读起来或许既不像散文，也不像小说，只是一个老人想要留住的记忆。

最初，这些文字在县报上连载了一个多月。连载结束后，他想到了《读库》杂志。他订阅了一年，被作家姜淑梅的故事激励——她60岁学认字，75岁出版第一本书，首篇文章就发表在《读库》。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将《上海不是我的家》发到了投稿邮箱，随后便忘了这件事。

2020年底，一个北京的陌生电话打了进来。对方自称是《读库》的编辑张立宪。张老师告诉他，准备采用他的稿子，需要重新编辑。文章发表后，题为《上海浮生》，引起了一定反响。有夸赞，也有批评，他都坦然接受。这次投稿，是一次完全的意外收获。

平视生活：生存本身就是意义

这次经历鼓励了他。他干脆从头开始，记录自己60年的整个人生。如今的《田老师打工记》，便是他后30年的生命实录。

这本书，没有“站在生活的高度俯视生活”，而是与生活平视。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生活，是他和那些与他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伙伴们的生活。他没有仰视，也没有俯视，只是平静地讲述。

如果说这本书有其精彩之处，那并非因为他写得多么高超，而是他的生活经历本身赋予了它力量。他曾一心奔赴远方，只为求得生存，到头来却发现，这苦苦挣扎的生存本身，就是生活最真实的底色。

虽然这后30年依旧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对比前30年，他已觉幸福。因为他终于明白，文学梦的实现，不在于是否“俯视”，而在于是否忠实于自己走过的路。当他拿起笔，将那些汗水和泪水一同写下时，生存与生活的界限，已然模糊。而这，或许就是他给自己，也给所有平凡生命，交出的最好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