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师宗县第一中学，量子信息博士徐兴硕的课堂里，学生们正用AI完成科学实验；而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县城中学，一位语文老师想开设文学创作班却因“高考分数优先”搁浅。这是中国县域教育的AB面——50%的中国学生在此就读，他们“不怕累，但太苦”，在刷题与资源匮乏中挣扎，却又在少数教育者的努力下，悄悄触碰更广阔的世界。  

一、苦读的“苦”：不止体力消耗，更是结构性差距

师宗一中的清晨六点半，早读课的读书声已穿透校园；深夜十一点，教室的灯才陆续熄灭。学生三周仅休两天，学习强度远超城市同龄人，但基础知识薄弱仍是普遍现象：初三学生不会拼“think”，不知如何用电脑检索信息，手机仅被用于游戏。  

这种“苦”的背后，是社会资源与教育观念滞后的双重枷锁。尽管脱贫攻坚让县域硬件条件改善，但缺乏支柱产业、优质就业岗位的现实，让家长对教育分化出两种极端：一部分直接让孩子辍学打工；另一部分将“严管”视为唯一出路，坚信“学习必须苦”，却未让孩子体会过教育之“甜”。  

更深的困境在于，长期的挫败感让学生陷入“努力无用”的认知陷阱。“我再努力也走不出去”的潜意识，消解了他们的目标感。徐兴硕发现，县中孩子缺的不是力气，而是自我认可——“有奔头”比成绩提升更关键。  

转机出现在AI教育的引入。当城市孩子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时，徐兴硕带着学生用AI定制学习计划、完成实验，甚至在全球发明大会拿下省级奖项。这些“前所未有的突破”让学生眼中重新闪烁希望，却也揭示：弥合城乡差距，远不止一门技术课能解决。  

二、机制的局限：当“唯分数论”成为无形牢笼

县域教育的第二重难题，是机制与观念的双重束缚。  

当大城市推进“减负”时，县中仍以刷题和重复训练为核心，教学围绕“升学率”展开；当“因材施教”成共识，县中却简化为按成绩分层教学；以“班级平均分”为核心的教师评价体系，更催生“抢时间”“增作业”的恶性竞争——学生更累，成绩未必提升，反而滋生逆反心理。  

教师考核的“鞭打快牛”效应加剧了失衡：“好班”老师因指标过高主动申请转“差班”，部分教师因倦怠回避创新，课堂沦为“按部就班的任务”。课程单一的“教育缺口”随之而来：县中选科组合仅限文理，素质教育难以扎根。一位浙江县城语文老师想保护学生的文学创作灵气，却因“高考分数优先”受阻。  

“小镇做题家”的标签，折射出社会对县域教育路径的审视——当分数异化为枷锁，教育体系是否愿意为“无法量化”的生命姿态留空间？而更残酷的是，能成为“做题家”的已是少数，多数孩子在筛选中成为“看不见的大多数”。  

三、生态之困：从“有尊严的成长”到系统托举

县域教育的第三重挑战，是生态的系统性缺失——不仅是资源与机制，更是校园内外的治理困局。  

改善物理环境是起点。蒙阴县联城中学的张婷婷校长，面对女生宿舍无门厕所的“脏乱”，用三年时间扩建操场、改造卫生设施：“青春期女孩的自尊心，需要最基本的遮蔽。”杭州学军中学方润根校长则从细节入手，通过“查袜子”“督促洗袜”帮学生养成习惯——教学环境是无声的育人力量。  

更复杂的是基层治理。四川峨边沙坪中心小学的“城管校长”马立波，面对校门口垃圾食品商贩、校园内居民楼（住户深夜聚饮影响秩序）等乱象，骑“小电驴”逐户劝离商贩，跑政府部门筑围墙，最终实现建校23年首次封闭管理。这些“琐碎”的努力，是县中振兴必须踏过的第一步。  

比硬件更难改变的，是社会观念。当家长开始相信“教育多元价值”，鼓励孩子参与活动时，改变已悄然发生。但真正的“托举”，需要构建“有秩序、有希望的系统”——这涉及地方经济协同、人才回流，更需打破“唯分数论”的共识。  

破局之路：让每个孩子的需求被看见

12月5日的“2025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因材施教县域共同行动倡议》与“校长请放心”公益计划发布，试图为县域教育搭起“政策与乡土现实”的对话桥：通过“一县一策”方案推进课程改革、师资建设，构建“科技赋能、资源共享、生态协同”的振兴共同体；通过公益研修营、“领头羊”培养等为校长“松绑”，让其专注教育本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王烽所长指出，AI时代的教育本质，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自主性、健全人格与情感”——这关乎“培养什么人”的根本命题。县中的困局，需要全社会同心同行：尊重时间与规律，用系统性工程拉平机会跑道，提升县中自我造血能力。  

县中的孩子们，曾被贴上“被剩下”的标签，但在徐兴硕、张婷婷、马立波等教育者的努力下，他们正被“看见”——看见每一份努力的价值，看见每个孩子的独特需求，看见教育本应指向“人的发展”。这场突围战，或许漫长，但每一步都通向更公平、更有温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