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女性叙事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发展方向。作家张悦然与陈英基于文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围绕女性书写和实践展开了深入探讨，揭示了女性自我书写的趋势、个体女性的书写方向、女性视角的呈现以及女性友谊的书写等话题。

女性自我书写：从断档到新趋势

早期女性自传体叙事的发展与困境

20世纪末，国内出现过女性自传体叙事的传统，如萧红的《呼兰河传》、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张爱玲的《小团圆》等作品，以及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等作家的创作。然而，这种叙事后来出现断档。张悦然认为严肃文学界限难定义，林白等人的作品在当时是新颖、尖锐的表达，却未得到充分鼓励，反而被抑制，这对后来国内女性书写发展产生消极影响。陈英指出，在意大利，类似林白等人的作品有强大读者基础，影响了一代人，但这类故事难被写进文学史，未获正式承认。

“身体写作”的扭曲与争议

“身体写作”源于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埃莱娜·西苏，但在中国被扭曲理解。卫慧等作家以“性”为主题进行创作，她的中篇小说《像卫慧那样疯狂》具有自传性色彩，却引发诸多争议。她将自己推向极致的书写方式遭到批评，其命运也受到影响。卫慧曾质疑为何写“性”的男作家作品未被禁，这一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女性创作的偏见。

近年女性自传体叙事的新趋势

近两三年，女性自传体叙事重新涌现，包括非虚构和虚构作品。陈英分享了2025年出版的几本女性作品，如《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林门郑氏》等。这些作品呈现出新的书写模式，70后女作家书写自我时较为炫酷、开放，而当下女性自我书写更倾向于讲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如杨本芬的作品。书写者通过挖掘自身人生体验，找到自己的声音，这种书写趋势从描写“我多么酷”转变为讲述“我怎样为自己赎身”，更关注生存斗争和苦难书写，引起了读者共鸣。

自传性小说发展的困境

张悦然和陈英认为，当下非虚构自传性叙事繁荣，但自传性小说发展面临困难。在文化层面，人们倾向于将真实等同于真诚，对涉及切身痛苦的虚构文本存在怀疑，给虚构留出的空间较小。此外，国内第三人称小说占主导，第一人称自小说尚未成为主流，作者在自传性书写中暴露自己可能面临非议和抵制，难以建立安全感。

个体女性的书写方向：超越传统与自恋

女性书写的拓展与争议

张悦然认为，描写女性共同体验的书写值得鼓励，如围绕母亲、女儿等身份的书写，但作者在书写时需要思考冒犯读者的程度。她希望在国内也能进行更多有争议的讨论，以推动讨论走向深入。陈英则提出女作家除了关注女性作为母亲或女儿的体验，还可以书写脱离女性大剧本的体验，如跑外卖女性通过工作建立叙事，拓宽写作领域。

自恋的双面性与女性书写

自恋在女性自我书写中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是“我的故事值得书写”，另一方面是“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张悦然对将书写自我等同于自恋的观点表示怀疑，认为女性需要更多地和自己相处，关注自己。陈英指出，刚开始写作的人陷入自恋会使作品缺乏吸引力，但在文学层面，自恋并非完全负面。同时，她提到西蒙娜·薇依的“去自我化”概念，但在文学层面与提高自我境界有所不同。

弱女叙事与真实呈现

金兹伯格的《瓦伦蒂诺》呈现了女性视角，采用“弱女叙事”，以普通女孩的视角讲述哥哥的故事，展现了真实生活中暗淡女性的状态。张悦然和陈英认为，弱女叙事能调节强女叙事的单一性，让故事更真实。金兹伯格的作品风格独特，她以从下往上观看的角度进行叙事，其作品的生命力源于贴近现实和独特的写作风格。陈英指出，弱女叙事更接近现实，是女性主义失败之处，文学作品应展现难以处理的局面和复杂的情感。

女性友谊的书写：从简单设定到复杂呈现

女性情谊成为核心书写对象的原因

千禧年前的电视剧《还珠格格》虽以女性情谊为线索，但女性情谊并非核心书写主题，更像剧情推进器。张悦然认为琼瑶对女性关系的书写有贡献，她笔下的女性友谊比宫廷中女性互相戕害的关系更美好，且女性之间的情感复杂、脆弱、瞬息万变，比爱情更难书写。《那不勒斯四部曲》因呈现女性关系的阴晴莫测而受到欢迎。

女性友谊的社会基础与构建

陈英从社会角度解释女性友谊的发展，认为过去女性友谊缺乏社会基础，没有属于女性的公共空间。现在，随着女性逐渐独立，女性友谊会慢慢出现，成为持久的、被见证的公共关系。张悦然也提到，现在女性友谊溢出了传统的“闺”空间，交流内容包含更广阔、更精神性的内容。

女性友谊的张力与欲望理论

女性友谊具有不稳定、不可控的特点，其张力源于女性的流动性。女性没有牢固的归属，能够换位思考，跨越阶层构建友谊，但这种友谊也很脆弱。陈英引入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的“模仿欲望”理论，解释了《我的天才女友》中莉拉和埃莱娜的关系，认为人们追求的可能是别人的欲望对象。费兰特的故事框架隐含了欲望的立论框架，展现了女性之间的互相竞争和模仿关系。

强女叙事与女性脆弱品质

强女叙事在电视剧和文学层面都有体现，要求女性不能脆弱、依赖，但张悦然认为女性的脆弱和依赖未必是坏的品质，是男权社会赋予了它们消极色彩，真正应该去除的是这些评价标准。陈英翻译费兰特的小说时，也未收到类似对女性情谊或女性脆弱品质的质疑，但读者会对角色进行道德审判。张悦然和陈英强调女性需要互相鼓励，因为女性往往过度怀疑自己，缺乏自信。

在当下，女性叙事在不断发展变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从女性自我书写到个体女性的表达，再到女性友谊的呈现，都需要突破传统的束缚，展现更真实、多元的女性形象和情感。同时，也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理解和鼓励，让女性在书写和表达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和力量。